《大家》杂志东窗事发，被发现“一号两刊”，正刊发表高端的文学作品，另办一份“野鸡刊”专门刊登收费的论文。而中国《期刊出版管理规定》早有明文规定：“一个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只能对应出版一种期刊，不得用同一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出版不同版本的期刊。”“一号多刊”之举是明令禁止的，所以在舆论压力下，《大家》被停刊整顿也在意料之中。

　　然而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，其实“一号多刊”的现象在文学期刊中并不鲜见，其中重灾区就是五花八门的“增刊”和“长篇卷”。

　　据知情人士告诉记者，一些文学期刊为了能提高收入，维持生存，但又不愿意落得一个“品味下降”的骂名，一般就会采用“一号多刊”的办法原先正统的刊物照例一本正经地发一些“经得起时间考验”的重量级作品，却另外会每隔几个月就推出一本“增刊”或者“长篇卷”。一般而言，“增刊”遴选作品的标准会大大降低，这样也就给了那些原本不入法眼的作品以登堂入室的机会。

　　据介绍，文学杂志靠“增刊”获益一般有两种途径。其一，刊登收费的作品，这些作品虽质量欠佳，但作者很看重能在主流文学期刊上露脸的机会，所以愿意花一些钱。其二，刊登畅销作品，这些作品虽在正统文学界眼里分量嫌轻，却出自畅销写手之手，往往只要刊登有这些写手的作品，当期“增刊”的销量就会成倍增加，这也能给杂志社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　　而记者注意到，这些“增刊”或者“长篇卷”，除了一些拥有主管部门的“增刊批号”之外，其余“增刊”的刊号与原刊的刊号是一模一样的，其实也就是“一号多刊”。这种情况有日益严重的趋势。

　　据称《大家》的“野鸡刊”里一期就有论文200篇，有人按一篇收费3000元计算，一期“野鸡刊”就有60万元入账。然而记者昨天了解到，这笔钱并不会全部落到杂志社手里，整个过程中还面临中介公司的“抽成”。

　　昨天一位从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的邹先生告诉记者，他从研二开始就不断接到各种中介的电话，表示可以代为介绍将他的毕业论文发表在一些文学理论期刊上，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刊物，中介费大概为论文发表费用(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)的20%到30%。

　　“一号多刊”所面对的“客户群”除了想发表论文的学生之外，还有那些想成为“作家”的人。按照现行的办法，各级作协对申请入会者都有公开发表作品字数的要求，很多没法直接发表作品的申请者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是花三四万买一个书号，印1000本小说。另一条就是尝试登陆文学期刊的“增刊”。登陆“增刊”当然也是要花钱的，但一般会比买书号要便宜，而且杂志的名气也比较响，所以此路颇受欢迎。

　　关键是，原本在读者心中很神圣的那些文学期刊给“花钱上版”提供了可能性。评论家于德清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《文学杂志不应以耻辱的方式生存》，其中列举了文学期刊在“文学不好卖”，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，种种敛财之举。

　　记者注意到，在市场经济浪潮中，很多文学期刊被推向市场，结果导致迎合受众、品味下降，以致“一号多刊”卖版面。其实，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形式，应该也像京剧昆曲那样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。比如，上海市委宣传部就设立专项资金，每年投200万元给《收获》和《上海文学》增加稿费，这都有力地促进文学期刊办刊水准的保持。